2017年3月23日 星期四

【說書台灣】茶葉貿易領路 台灣歷史重心北移

茶葉貿易領路 台灣歷史重心北移2014-02-25 12:30
跳脫國族主義對「鴉片戰爭」的解讀
茶、糖、樟腦成為台灣出口大宗,經貿政治中心因此逐漸北移。其中,茶業更是最大關鍵。台茶出口地位日趨重要,更由於台茶主要產於北部,這才造就出大稻埕洋行林立。
晏山農
清代台灣原以對岸唐山為主要貿易對象,米、糖是出口大宗,而米、糖生產、集散又以南台灣為中心,這和漢人、歐洲強權的開台軌跡若符合節;然而,自《天津條約》、《北京條約》簽定,台灣先後開放滬尾(淡水)、基隆、安平、打狗為通商口岸,茶、糖、樟腦成為出口大宗,經貿政治中心因此逐漸北移,這就是林滿紅成名作《茶、糖、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》的主旨所在。
進入主題之前,有三項觀念必須先釐清,才得以理解重心北移牽動的所有連結。


鴉片戰爭起因實為茶葉貿易

首先,台灣歷史由南而北的「開發」歷程究竟是偶然或必然?北部的淡水、雞籠以及住居其中的原住民族是否被忽略?
其次,茶葉做為十八、十九世紀的貿易黑珍珠,可讓人重新審視「鴉片戰爭」實質是以茶葉為主的貿易戰爭,鴉片輸入與禁絕與否是附帶問題。由於台灣擁有優良茶種,以及多元的經貿管道,大稻埕的榮盛即由此而來。
最後,向來論者總由被動、消極的國族主義角度觸談通商貿易,而過往的歐美學界也是由「挑戰/回應」的框架思考這類議題,繼而臧否帝國主義種種。實際上,若將茶葉、白銀置於世界貿易體系來討論,那麼國族主義掛帥和西方啟蒙說就得統統退一邊了。

外來政經勢力決定北台歷史

先前的篇章已言及,一六二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派員考查福爾摩沙風土地理,收錄於《雷理生司令日誌》和《雷理生決議錄》的紀錄都提到大員灣是極適合停泊船隻、築城闢地的好所在;反之,北端的淡水、雞籠負評甚多。例如:「不要前往雞籠與淡水,因為那裡沒有適合讓船隻停靠的地方,而且有許多暗礁,會造成船隻損失危險。那邊的人非常兇惡,幾乎無法與他們溝通。」
然而,翁佳音由清代方志入手,認為淡水、雞籠兩港的條件不見得輸給台南的安平港。他還主張,荷蘭人之所以擇定台南做為殖民統治的序幕,是因某個中、日商業勢力作梗。原因在於北台有可獲暴利的硫磺等走私貿易,中國方面的官商勢力不願荷蘭人染指,因而大員就成了遙指的杏花村。另外,他也直指日本人、歐洲白人和呂宋土人、漢人都在北台留下諸多雪泥鴻爪,並明示北台原住民族具有航海通商潛能。
踵繼翁佳音步伐,陳宗仁更深入雞籠、淡水的早期史,擘畫為《雞籠山與淡水洋──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》一書。他將北台發展區分為航行指標(一四○○─一五七○)、轉運貿易(一五七○─一六二五)和主權轉換(一六二六─一七○○)三個階段變化,強調德川幕府的鎖國、西荷鬥爭導致前者退出台灣,凡此外來政經勢力的消長決定了北台歷史。
翁佳音和陳宗仁所述確實可以扭轉向來的由南往北軌跡,更著重在地思惟與行動的挖掘;可他們呈現的歷史藍圖只能印證淡水、基隆曾有過風華千姿,彷如漠地綠洲,要栽植奇花異果已屬難能,若因權力遞嬗而廢耕荒疏,退化為無人之境並不意外。翁、陳二人費心補綴北台發展史,警醒史家莫獨走一元路線的作用固極強大,卻撼動不了由南往北的主客合融事實。

鴉片戰敗中國依然入超

茶、糖、樟腦促成台灣政治和經貿重心北移,茶業更是最大關鍵。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,藉由掌握絲、瓷、茶的壟斷或優勢,長期高居世界第一的經濟體寶座。為了打入中國市場、扭轉貿易逆差,大英帝國才轉以輸入鴉片減少白銀的流失,嚴格言之,鴉片戰爭的本質是茶葉戰爭,鴉片與由之形成的禁煙問題都是附帶現象。
近代「中國國族主義」建構者總會告訴我們:由於鴉片戰爭的失敗,導致歐美列強入侵,中國陷入國貧民窮的悲慘世界。但這是國族神話而非史實陳述。因為鴉片固然讓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,且損及國民健康。不過,對外貿易雖全面打通,但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行為並未改觀,反而是歐美對中國絲、瓷、茶葉的需求更殷切,所以擁有茶葉壟斷權的中國依舊是入超。

台灣茶葉打敗閩茶

換句話說,進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國茶葉,在一八六○年代到八○年代後期,始終居世界領導地位,直到一八八九年印度茶在英國取得優勢,成為最主要來源,中國茶才因之沒落。彼時的仕紳菁英集團無不針對茶葉貿易的衰落大談「商戰」之必要,而茶葉貿易的失敗遂導致大清帝國開始走入末世。
還必須一提的是,中國茶出口優勢不再,是同台灣、日本和印度錫蘭茶競爭的結果。台茶對中國大陸茶品的競爭,以其取代福州、廈門茶最是明顯。初期台茶打的是廉價路線,後來因為品質改善,加上美國市場的偏好(主要是烏龍茶),所以台茶出口地位日趨重要。更由於台茶主要產於北部,這才造就出大稻埕洋行林立,而本地茶商亦蓬勃發展的盛世景觀。
因此,若將鴉片、白銀、茶置於世界貿易體系內來看,鴉片戰爭固然讓大英帝國有些不名譽,卻開啟了世界體系大門。是因為中國未能察覺世界趨勢,加上茶葉的生產、採集、製造、行銷被有心人盜取至印度大吉嶺,終致讓大英帝國的茶葉貿易凌駕大清帝國之上。所以並非鴉片戰爭直接擊垮了天朝體制,而是再經半個世紀的競爭,中英勢力才全面消長。
和中國大陸成對比的還有台灣茶。話說台灣茶的引進,是「嘉慶時,有柯朝者,歸自福建,始以武彝之茶,植於魚坑,發育甚佳……蓋以台北多雨,一年可收四季,春夏為盛」;然而真正讓台灣茶成為重要產業的,應是一位英國商人杜德(John Dodd),「迨同治元年,滬尾開港,外商漸至。時英人德克來設德克洋行,……四年,乃自安溪配至茶種,勸農分植,而貸其費。收成之時,悉為採買,運售海外」,杜德創設的「寶順洋行」(Dodd & Co.)還庇蔭了洋行裡一位來自廈門的買辦李春生。

台灣郊商應變世局能力強

這說明了向以經貿起家的台灣社會,對於西方以船堅砲利開啟東方市場的作為,態度是從容接納,並不斷吸收新知技術改良,所以台灣茶的歷久不衰、日新又新,恰巧反駁了門戶大開後走入被剝削宰制的單面向說法。
再就力持「挑戰/回應」的西方中心主義來說,由於中國─台灣掌握茶葉貿易的優勢,進而讓白銀源源流入,真正受挑戰的反而是西方帝國。因為台灣郊商應變世局能力極強,不但創新連連,舊有傳產結構也沒多大改變。而在這過程中,台灣的政經重心在一八六○以後就悄然北移了!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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